官方教育,刺灸心法要诀

作者: 澳门银河163手机平台游戏登录  发布:2019-10-21

机构设置

机构设置

近代中医教育是中医药学发展过程的重要阶段,但其发展规律和特点缺少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本研究采用史料挖掘、分析等多种方法,理清近代中医教育发展史的脉络,挖掘其在学校创立、课程设置、教育思想等方面的成绩,探讨其对现代中医教育的主要影响。考证古代中医教育,最早明确记载的为唐代政府创办,“太医令秦承祖奏请设置医学教育,以广教授”,后北魏时期有“太医博士”官办医学教育、隋代太医署、宋代太医局和明代太医院。古代中医教育模式主要为官办,师承教育在我国医学教育模式中也占有主要地位。现就近代中医教育发展的脉络和特点论述如下。1 清末多种形式相结合的中医教育1.1 旧制与新法更替的官办中医教育1.1.1 沿袭旧制的教习厅 清末,宫廷太医院下属的教习厅专司医学教育,当时的中医教育仍以官办教习厅制为主。其为师者分内、外教习,选广学博识者作为内教习,品学兼优者补充作为外教习。同治元年,由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它是中国近代中医教育新办学堂之始。同治六年,在清御史胡庆源请求“整顿医官”的谏言下,教习厅复设医学馆,改良了医学教育管理模式。 教习厅医学馆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设置《素问》《难经》《本草纲目》等课程,并选用相关主要教材。在选拔考试方面,由太医院院使等人组成监管,除御医外,其余皆需参加会考。教习厅复设医学馆,虽然是我国官办的近代医学馆,但就学生来源、课程设置和医疗服务对象而言,仍是宫廷官办太医院办学之延续,未能灌输近代医学教育新内容,至光绪末年京师大学堂归划医学馆,官办中医教育逐渐开始中西内容兼授。1.1.2 中西兼授的京师大学堂 光绪年间(1896~1898年),刑部侍郎李端芬、御史王运鹏先后奏请清政府,于京师建立大学堂,后经政府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进行商议,准其建立。光绪二十七年,光绪帝颁布医学改革政令,即:“命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至此,由政府主办的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 京师大学堂规划医学馆在学制方面,由原来的三年制改为五年制教学;在课程方面中西兼顾。因中西医学在理论基础、思维方式、教学模式等方面差异明显,各有独到之处,光绪三十二年医学馆学部开始商讨中西医学分科肄业的问题。清代末期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中医或西医,缺乏办学经验,医学馆学部无法制定各门科目、教学规程等内容,故将学堂学生全部送往日本进行研修,清政府的官办中医教育至此暂停。1.2 革新与发展的民间中医教育1.2.1 特色鲜明的师带徒教育 清末的官办中医教育赏给功名,只培养少数的医者,根本无力满足民间医疗保健的需求。因此,传统的师带徒教育仍然是近代中医教育重要模式之一,是医学学术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源泉。大量民间医者的培养,主要依靠师徒相授来完成。 近代中医教育师带徒现象十分普遍,大凡名医,多有师承传授关系。《中国迭学百科全书·医学史》收载近代著名中医48位,其中,32位为师承传授者,所占比例达67%,如王士雄、柳宝诒、余景和等。据《医谈传真》记载:“所谓名医门下,从学者每岁数十人,求医者朝夕踵门如市”,形象地映射出当时为师者,“带徒与诊务”两旺之场景。此阶段的师带徒教育特色鲜明,表现为:第一,出身多为读书人,大多儒医为师长,其良好素质和学识影响生徒;第二,生徒来源广泛,既有亲故者,也有非亲非故者。如此,一代名医的临证经验及学术思想,既可以世袭相承,亦可通过后学门人广泛流传于社会。第三,带徒形式多种多样,出现许多自行编写教材作私塾式讲学,如近代医家黄岩著《医学精要》为授徒时使用。第四,受西洋医学影响明显,开始涌现出以陈定泰、陈珍阁等为代表的中西汇通派医家。1.2.2 代表近代中医教育雏形的中医学堂 师带徒教育虽是中医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重要模式,但其不能完全代表中医教育的发展趋势。要培养具有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医者,就必须从师带徒向学校教育过渡,步入医学院校教育的轨道,倡导新型中医教育模式,建立符合近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中医教育体系。清末年间,改良医学教育呼声渐起,如郑观应指出,“中医不及西医之一者是教育,因此他强调行医者须入院校学习并持有准照,对于无照草菅人命者,应予以重惩”。可见,改良医学者对学堂教育的重视程度。但怎样创办中医学堂和一些细节问题,成为棘手的难题。没有清政府的帮助,中医药界人士齐心协力、大胆尝试,依靠自己的力量筹谋组建,各地先后涌现出一些中医学堂、中医教育社团组织。最早出现的民间中医办学机构是陈虬创建的浙江省瑞安县利济医学堂。随后,陈日新开办了“中西两系统并存”的江西中医学堂、四川重庆创建了巴县医学堂、山西建立了医学专门学堂等。 清末各地兴办之医学堂,由于处于尝试阶段,办学时间短,对近代中医教育影响不大,只能够从侧面反映近代中医办学情况,而上海、北平、广州中医社团组织的出现,对以后中医院校的创办起到承前启后作用。三地中医界的有识之士先行结团集社、组织学会、创办刊物、提升理论与临证水平,为适应中医院校建立后教学任务的需要,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周雪樵创办的上海医学研究会,在其制定的决议中,修订医学讲学所章程和推行医院医学堂两项内容与中医教育密切相关。可见,中医药社团组织的出现,是近代中医院校形成之源。综上,清代末期,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衰败,无力继续维持官办医学教育,而随后各地涌现出的中医药社团,既是官办医学教育的延续,又是民办中医教育之兴起。因此,官办教育、以师带徒和中医社团等多种教育形式相结合,是清末中医教育特点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清末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各国相继开办医学学校,西医广为传播,在对中国医学造成很大冲击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学教育发展。所以,清末西方医学渐入,逐步显现中西方文化、中西医教育初步融合,这是清末中医教育的特点之二。2 北洋时期抗争与探索的中医教育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药案”,首次引发了中医药界人士的抗争救亡运动。其中,《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是中医界争取教育立案的代表,此次行动虽未能将中医教育列入教育系统,但其迫使北洋政府公开承认并肯定了中医药在当时的重要作用,允许自谋组建民间中医学校,为以后各地中医学校立案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此次请愿办学之举,全国教育联合会和中华教育改进社两个民间教育组织给予了极大关注,对中医办学都给予大力支持,于是促成了上海和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内务部成功立案。在近代教育史中,学校教育虽不是人才培养的唯一途径,但代表着中医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 北洋时期,民间办学积极,各地民间团体、名医私人积极参与,地方色彩浓重,而政府并未创办一所中医学校。民间中医学校具有思想开放、观念较新、教学方法先进等特点,并出现了当时国内鲜见的中西医结合、中医函授教育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15年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丁泽周在呈交北洋政府文书中,详尽论述了创办中医教育的目的、意义、途径、方法以及中西教学融合之所长等内容。此外,在广东中医教育史中,成立于1924年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则颇具代表性,其在学制、培养、毕业等方面进行相应要求,如规定了学制为五年,四年半用于课程研习、半年用于临床实习,经考试、带教医师鉴定,方可毕业。浙江的中医教育,则最具创新的出现了中西医结合、中医函授等专门教育学校。此外,山西、江苏亦有中医学校相继成立,且各具特点。 可见,在抗争和探索中,地方中医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形成,是北洋时期中医教育的显著特点。它是以后民国时期、乃至现代中医学校教育的雏形,特别在教材和课程设置方面,为后期中医教育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3 民国时期开始走向成熟的中医教育1929年,当时南京政府在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上,通过了“废止中医案”,欲将中医教育取缔,给民国时期的中医办学添设重重障碍,引发了中医药界的自救行动。一方面同心协力兴办教育;另一方面,深入地进行以教材和课程设置为代表的医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3.1 完善和发展了学校教育 北洋时期,各地民间中医学校虽编写了相应教材,但差别较大,未进行统一规划。1928年,蒋文芳第一次召集全国11所中医学校教务负责人,组成教材编辑委员会,计划制定和编写全国统一教材,但会议在课程、教材、学制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故未能达成统一。 直至1929年,在上海通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发布《召集会议公函》,再次召开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此次会议,首先明确了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其次,会议审定通过了五年全日制中医专门学校应开设的各门课程及教学时数,如生理、解剖、病理等各240学时、内科780学时等,各科合计教学时数为4 460学时。第三,对五年全日制中医学校各年度的教学安排进行审定,如第一学年十科,包括生理、解剖、国文等;第二学年十科,涵盖党义、军事、国文等;第三学年六科,有国文、外科、内科等;第四学年十科;第五学年八科;五年授课时间统计占十分之七,临证实习占十分之三。可见,1929年于上海召开的教材会议,是在没有政府支持下完全依靠民间社团组织力量召开的,标志着近代中医教育开始走向成熟,它对近代乃至现代的中医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3.2 教材和课程设置的特点 因近代“中西汇通思想”的出现,中医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多受其影响。如张山雷曾提出,既保存我国医学精粹又参合新知的课程体系。各学校虽在开设课程、选取教材、讲述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具有一些共同的教学思想。首先,民间创办中医学校伊始,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已开设了近代科学知识和部分西医课,注重适当进行中西医结合讲述。在近代中医学校发展过程中,各地方学校均设置了一定学时的西医课程。其次,突出主线和重点,以“中医为主,中西兼授”,做到融汇贯通。最后,大凡办学者,“重视基础”是在课程设置中考虑的首要方面,如第一年设置国文课,每周需做作文,普通课程又分设国文、历史、音韵等多门基础课。 近代中医教育模式,由清末时期官办中医教育和地方中医教育相结合,多种教育模式并存;到北洋时期,在“漏列中医案”这一事件推动下,转由地方兴办中医学校;再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的出现,激励了学校教育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为当代中医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回顾近代百年中医教育历史,可以看出我国近代中医教育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地区的情况迥然,但就其整体而言,是在极其艰苦和恶劣环境下,努力争取而来的。近代中医教育,是中医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不仅使中华民族优秀医药文化遗产免受侵袭破坏,而且遏制了各种企图废止中医的错误观点。对于繁荣我国近代中医药文化,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进一步发展中医教育事业,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生平】

清代受清政府废止针灸科及西学传入的影响,针灸教育受到严重摧残,这一时期的针灸教育与管理可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公元1644年~1822年是一个相对稳定和有所发展的时期,公元1822年,清政府下令“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从此之后,针灸医学便处于日趋衰落的境地。

明代的针灸医学发展较快,明代政府相当重视针灸医学教育。明承袭元制,设立专门的教育与管理机构,中央有太医院,各府、州、县设置医学,促进了针灸医学教育及医政管理,明太医院中仍有针灸一科。

  吴谦(生卒年月不详),字六吉,安徽歙县人,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

清政府虽然不如前朝历代政府那样重视针灸,但在公元1822年以前太医院中仍设立针灸科。医药教育(包括针灸)则分内教习与外教习两种。内教习为教授内监之习医学者,外教习为教授普通平民及医官子弟之习医学者。太医院开始有十一科,包括针灸科在内,公元1797年,太医院将十二科缩减为九科,其中仍有针灸科。清朝前半期的针灸教育仍有官方教育的成份,各府、州、县设置医学,主管地方医学教育。公元1822年以后,由于清政府下令太医院废止针灸科,故针灸教育之责完全流入民间。

明代所设立的太医院是国家级的医药教育机构,据《明史·职官志》载:“太医院掌医疗之法。凡医术十三科,医官、医生、医士专科肄业。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妇人、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接骨、曰伤寒、曰咽喉、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三年五年一试再试三试乃黜陟之。”上述史料表明,明代太医院设十三科,针灸仍为其中一科。

  【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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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吴谦精通医学各科,临床上尤其以伤科见长,早年曾拜10余位民间伤科医师为师,学到了不少独门秘技,成为疗伤整骨的一代圣手。在清代康熙年间,吴谦与张璐、喻嘉言三人并称为全国三大名医,被选入京城,担任太医院院判。吴谦曾任太医院右院判,在为宫廷服务期间,多次受到恩赏。

清太医院                                 清太医院印                         清道光皇帝禁针诏

规定学习的教科书为《素问》、《难经》、《脉诀》和各科紧要方书,医学生必须熟读详解。但这些书不易读懂,因此,刘纯于洪武二十一年著有《医经小学》,其中包括本草、脉诀、经络、治法和运气共六卷,将医学知识撮要编成韵语,便于初学。万历四年李梴编《医学入门》,也仿照《医经小学》编成韵语,并且在下面还加以注解。首先是释方,其次为历代医学姓氏、诊断、针灸、本草、内科、女科、小儿科和外科。虽然《医经小学》和《医学入门》并非作为太医院学习的教科书,但当时一般医生都乐意采用它作为入门的教本。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皇帝诏令编纂医书,命令吴谦与钱斗保为总撰修官。接受钦命以后,吴谦立即组织人员广搜博引,征集了很多传世验方和民间私家秘籍良方,分门别类,去伪存真,抓紧编撰此书。自公元1739~1742年,前后历经五年终于完成该书,乾隆皇帝阅后,赐名为《医宗金鉴》。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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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谦不仅精通临床各科,而且对《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也颇有研究,在《医宗金鉴》中列为全书之首的《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二书,就是由吴谦亲自增减编撰的。

清代与明代要求大致相同,但实际上所习课目主要是《医宗金鉴》、张景岳《类经》及《类经图翼》、《本草纲目》,而至晚清考试则多从《医宗金鉴》出题。从清代的针灸文献看,也是受《医宗金鉴》、《类经图翼》影响最大,许多针灸书实际上就是此二书化裁而来。

  《医经小学》

  【学术成就】

清初至民国时期,针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衰退。公元1742年吴谦等撰《医宗金鉴》,其《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不仅继承了历代前贤针灸要旨,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通篇歌图并茂,自乾隆14年以后(公元1749年)定为清太医院医学生必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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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宗金鉴》是一套综合性的医书,其对针灸的阐述和发挥主要集中于《刺灸心法要诀》中。其突出特点是把针灸学的基本知识编成歌诀,并附以注文和图,便于学者诵读、记忆,是学习针灸的较好的参考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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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入门》

  《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全面搜辑了清朝以前有关针灸学的重要知识。经考查,其所采用的文献及图最多的是明末张景岳的《类经图翼》,其次是《针灸大成》、《医学入门》两书。

《医宗金鉴》                 《类经图翼》

教学方法

  该书重视经脉、孔穴。全书中的歌及图,有八分之七属于经脉、孔穴内容。另外,在刺灸法方面,它浓缩了三个侧面,以展示清朝针灸医学的发展水平。首先从头、胸腹、背及手足等不同体位论述了145个针灸要穴,其次,论述了18种病证的22个取穴,再有,论述了这些常用22个主要孔穴的针灸主治。从以上三方面表现出清代重视普及治疗范围广泛、疗效好、危险性小的经穴;同时,还重视普及针灸对内、妇、外等科危急证、疑难证的治疗,而且对传染病也提出了灸疗的方法。

教学方法

明代医生的教育,主要是家传世业,凡属医家子弟,选入太医院学习,推选堪任教师的二或三人,教习医术。

  《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一书在清代曾被作为学习针灸的教科书,对针灸知识的教育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体现清代针灸发展特色的代表性著作。

清代医学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太医院使(最高行政官)张仲元奏请开办太医院医学堂,以培养新型的中西医高级人才。学生分为“中学班”、“高等班”两班,每班各六十人。其中中学班五年制,学习科目以中医传统课目为主,兼学西医基础知识;高等班为八年制,主要学习西医课目,兼学中医临床及中医基础。并且制定相应的《太医院开办医学堂章程》,明确提出“智育、体育、德育三者并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培养智、体、德并重的中西医学结合通才的培养模式的确是一个创举。不过从时间上看,恐怕第一届学生都没能毕业。

考试方法

考试方法

明代似乎并无医学入学考试制度,学生的来源,可从医家子弟中挑选,但每隔三至五年要举行考试,三试不及第者即予淘汰之。

凡到太医院学习者,通常要经六品以上同乡官员推荐,满人要经该管佐领推荐,并由本院医官作保,由首领官而试,粗知医理,且通晓北京话,合格者方可入学,称之为医生。入院学习后,称为肄业生。一般肄业生学习3年期满,由礼部堂官来主持考试,合格者标为医士,不合格者继续肄业,以待再考。凡肄业一年以上,经季考3次,名列一等者,遇粮生有缺,可呈报礼部递补,不再考试。

明代各府、州、县均设置医学,掌执地方医学教育,针灸学也列入其中。但对于地方医学教育,明代不如元代重视,只设考官,主持考试。明代无论中央和地方设立的教育机构,都从考试来选拔医官,并作为量材取用的标准,如《明史·凌云传》就有“孝宗闻云名,召至京,命太医官出铜人,蔽以衣而试之,所刺无不中,乃授御医”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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