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狙击战,传播健康知识是国家卫计委宣传司的职责之一

作者: 养生保健  发布:2019-10-21

原标题:8·19医师节 | 医生做科普 咋看都靠谱

(健康时报融媒体报道平台记者 王月明 郑新颖/文 牛宏超/图)“科普不再像过去可有可无,科普要变成国家行动,是每个医生必须做的工作。”3月16日,在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换届大会上,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会长、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郭树彬表示。

假冒伪劣商品人人喊打,但虚假的健康知识同样会导致严重后果,甚至致人死亡。

肝癌近半个世纪的防治经验和成果,或许可以给公众一些信心,癌症确实是可以预防的。

健康是人类追求的终极梦想,这中间离不开医疗的保障,同时也离不开医学健康科普。在养生保健信息爆炸的时代,民众获得信息的途径多种多样。无数经验表明,我们不需要那些被冠以各种专家称号的养生“大师”,但迫切需要能够去伪存真的医生进行健康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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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3·15”即将来临,各行各业打假愈演愈烈。3月11日,“3·15”求真辨伪主题科普活动在北京举行,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活动上表示,卫计委始终致力于广泛传播科学知识,通过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养,从而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作者 | 朱雪琦

2018年8月19日,首个医师节即将到来,健康界向所有医师致敬。更为那些在工作岗位上为患者免去病痛,在生活中积极投身健康科普的医生献上敬意。

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会长、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 郭树彬

“每天吃**,20天见证高血压康复”“吃个**一家三口去世,这种**千万别吃”“这两种食物相克,吃一顿就进医院”……在社交媒体当中,人们每天都会看到海量与健康生活有关的信息,其中不少是危言耸听的错误知识,中老年人人群更是传播伪科学的重灾区。

来源 | 医学界

古稀之年的皮肤病学大家是个“微博控”

会议期间同时进行了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进行换届选举工作。根据中国医师协会换届工作的管理规定,郭树彬教授连任第二届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会长。

毛群安在活动中提到,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在传播正确健康理念的同时,一些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健康信息也夹杂其间,让大众难辨真伪。

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我国着名医学家、健康教育学家杨秉辉教授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上海肝癌减少了一半》《我国抛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

已经77岁的皮肤科大夫朱学骏依然面色红润,有人问起他其中的秘诀,他总会笑着谈到,“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保持工作热情,我目前每天仍然工作11个小时左右。”除了日常的工作,朱学骏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坐到电脑前发微博,做科普,为患者答疑解惑。自2011年11月至今,朱学骏的微博粉丝已超过130万人,其中包括很多基层皮肤科医生。

“好的科普可以预防疾病,获得更好的预后,但是,健康科普不是单打独斗,我们应该依靠中国科普平台,构建科普组织体系,做出既权威又易传播的科普。医务工作者有责任做好科普工作,医院、医务工作者、媒体等都是构成科普团队的重要力量,科普知识需要通过健康媒体联盟来进行立体传播。未来,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将更重视医学应急科普教育,主要面向基层医生的教育和大众医学科普。”郭树彬表示。

“有些健康信息根本就是个‘三无产品’,信息来源无从查证,而且越传越乱,有些信息虽然来源有根据,但是传播的过程把重点忽视了。”毛群安表示,本次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邀请了医学专家为大家就常见的健康话题答疑解惑,更是提供了一条“让每个健康关注者都得到及时、科学、权威、个性化的健康指导”的渠道。为全民健康作出努力,为“健康中国”贡献出力量。

肝癌、乙肝曾是不少中国人的噩梦。肝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我国则是名副其实的肝癌高发区,全球每年发生的肝癌,半数以上在中国。“乙肝大国”更是“名不虚传”,上个世纪末,我国各地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皆在10%左右,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乙肝高度流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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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岁,坚持做健康科普十余年,微博粉丝144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朱学骏主任医师绝对可以称为有影响力的科普达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刘玉和举例。

毛群安透露,除了政策解读之外,国家卫计委宣传司的另一个工作重点就是健康知识的传播,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来提高健康水平。

杨秉辉教授的两篇文章所言不虚,从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关注肝癌防治后,据研究统计,上海肝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在40年期间(1973-2012)下降了近50%,我国的乙肝感染率也在稳步下降。

图为朱学骏的微博截图(8月8日20:30至22:00朱学骏在微博上回答了14位患者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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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2015年,国家卫计委就曾发布《健康科普信息生成与传播指南》,要求健康科普信息要遵循科学性原则,有可靠的科学证据,符合现代医学进展与共识。信息应尽量引用政府、权威的卫生机构或专业机构发布的行业标准、指南和报告,有确切研究方法且有证据支持的文献等。属于个人或新颖的观点应有同行专家或机构评议意见,或向公众说明是专家个人观点或新发现。指南还强调健康科普信息传播要注明信息来源、出处,注明作者或审核者的身份,注明信息发布、修订的日期以及科学依据等。

在癌症恐慌弥漫全社会的时候,肝癌40多年的防治经验和成果或许可以给公众一些信心——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而癌症的预防既依赖医疗工作者的科研攻关,也依赖医疗卫生系统的决策者和专业的医疗工作者的良性互动。

朱学骏是我国著名皮肤病学专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皮肤性病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学协会会长等职。从医40余年间,他在免疫学及病理学上取得了深厚造诣。除了在医术和科研方面取得成就外,科普也是他一直坚持的事业。“好医生不仅要作风正、技术精,还要懂得回馈患者、回报社会。”朱学骏说。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 刘玉和

不过时至今日,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错误健康信息仍然层出不穷。近日一个公众号怂恿家长“不要给孩子注射任何疫苗”,文章使得相关领域专家不断发布正确疫苗知识进行辟谣。

“他们不愿提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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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是向非专业的人士传授知识,目前很多医学科普达人都在积极推行健康科普工作。刘玉和教授表示自身也受到身边多位科普大咖的影响,近年来致力于科普工作的推进,带领科普工作走进社区,走进百姓。

“医生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珍惜真相。”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主任委员郭树彬在现场表示,目前每个人周围都充斥着大量科普知识,有些不健康的假消息给百姓带来很大伤害,因此中国医师协会科普分会要努力做好去伪存真的工作,将权威准确的医学科普知识发布出去,让百姓获得获益。

“我们到江苏启东给农民做甲胎蛋白的检查,结果发现了很多例早期肝癌病人。我劝他们尽快动手术,但他们却不相信。因为他们认为,肝癌病人都是眼睛发黄,长腹水,而他们能吃能喝,能干活。他们甚至不愿提到‘肝癌’这个病名。”

朱学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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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江苏启东是肝癌的高发地,那里聚集了一批医生和研究人员,杨秉辉就是其中一位。让杨秉辉印象深刻的,不仅是这里高发的肝癌,还有当地农民对肝癌的一无所知。“我们去‘普查’,他们便逃避,甚至抵触,认为我们在咒他。他们认为肝脏是‘血库’,一旦做手术必定会大出血而死亡。”

微博上的每个字,每句话,都是朱学骏用五笔字型输入法,一个一个敲出来的。如此巨大的工作量,朱学骏却乐在其中,他说,“在网上就能为患者解除病痛,免去他们去医院的辛苦,多好!

湖南省人民医院宣传办主任 周瑾容

郭树彬

70年代,启东的肝癌有多高发?资料显示,启东肝癌发病率在10万分之50以上波动,启东居民每死亡5人,就有1人为癌症,3个癌症患者中就有一个是肝癌。

是健康教育家 也是画家

“健康科普应站在C位”,湖南省人民医院宣传办主任周瑾容介绍,公众急救普及“湖南”模式已经形成。目前,湖南省人民医院积极推行全院科普工作,医院在全年、全院、全员开展健康科普。2014年,湖南省人民医院在国内率先提出“急救三个一理念”,即在伤病发生的第一现场,第一目击者在第一时间作出迅速正确反应。随后医院积极推进“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急救科普活动,希望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实施有效的救助。同时编写歌曲《“救”在身边》,将急救动作要领写在歌词中进行传播,不仅推出了多个湖南方言的版本,还成为了网红歌曲,将急救知识进行有效传播。

或许会有医生认为,无论科普做得多好,都不能跟晋升挂钩,大家每天临床工作十分繁忙,因此做科普动力不足。就这一问题,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就曾公开表示,医生不要认为做科普没有意义,做好科普不仅能帮助到更多患者,对医生而言,在晋升中也会大大加分。赫捷曾经举例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曾经有位专家在晋升时竞争激烈,但是他提出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都对他的科普进行过报道,这就给了他很多加分,最终成功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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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学骏不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下称中山医院)内科学教授杨秉辉做科普的方式更加“传统”且直接。近千篇医学科普教育文章、600场健康讲座、连续5年参与“科普进校园”、深入社区常年免费进行健康宣讲。无论在医务岗位上,还是退休后,杨秉辉40多年如一日,坚持从事医学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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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的肝癌患者和流泪的家属/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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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健康时报总编助理李晨玉

70年代初,我国还处于十年文革时期,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与社会环境下,启东的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能有科学的调查结果,得益于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主持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杨秉辉

会议上,人民日报健康时报总编助理李晨玉进行了健康科普宣传工作,健康时报作为人民日报主管主办的健康类媒体,目前已通过进行媒体融合发展全面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立志于打造健康科普的国家级媒体平台,也希望更多的专业医生通过健康时报把科普做起来,成为健康科普代言人。

该规划纲要在医药卫生领域提出了“恶性肿瘤防治研究”课题,此后进行的全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项目就得益于该规划的制定。

杨秉辉最早在内科工作,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人。内科领域里接触的癌症种类中,肝癌病人最多。癌症的早期没有症状,等有症状出现的时候已经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几乎是所有癌症的规律。

本次大会还成立了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眼科科普专业委员会、产科科普专业委员会、中毒与急救专业委员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肛肠疾病专业委员会等疾病科普专委会。

1969年7月2日,周恩来听取卫生部军管会负责人汇报时,又对肿瘤医院和肿瘤防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指示:“对一种常见疾病放弃治疗、研究,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向全国呼吁,一定要有人研究医治癌症。”“医生要最好学、最谦虚、最客观、最冷静,这才算得上是好医生;如果医生不客观、不冷静、不刻苦钻研,就学不到东西,就不能在医学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1971年前苏联研究出了一个发现癌症早期的方法,就是检查血液中有无甲胎蛋白。1970年前后,杨秉辉到农村去巡回医疗(巡回医疗啥意思呀?确定是否打错字),在启东给农民做甲胎蛋白的检查,结果发现了很多例早期肝癌病人,劝他们尽快动手术,他们却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肝癌病人都会呈现眼睛发黄,腹腔积水等症状,而他们能吃能喝,能干活,自然不相信杨秉辉的检查结果。这更让他感到对民众普及医学科学知识的重要。

周恩来还提出了要“树雄心壮志,攻克肿瘤”。这在当时激起了全国开展肿瘤普查的热情。

早期,村民不相信杨秉辉说的话,他就用村里公社的大喇叭宣传,告诉他们一定要抓紧肝癌的早期治疗期,给他们讲里面的医学知识。这是杨秉辉最早的大众健康科普教育。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启东作为一个肝癌高发区的信息被上报给当时的卫生部,卫生部下设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负责此事,“当时尽管开展不了太多的科学研究,但是我们以‘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名义到启东去做肝癌流行病学调查和普查工作。”杨秉辉回忆。

回到上海以后,杨秉辉又到各个工厂去,用黑板报的方式来宣传医学科普知识,连写带画,“刚好把我小时候对绘画的爱好发挥出来了。”杨秉辉说。值得一提的是,杨秉辉是我国著名的画家,他也经常把画作加入到健康科普中去。

为贫下中农服务,百万医务工作者就这样深入全国城乡基层调查。来自上海、江苏、北京等地的专家续数年驻扎在启东,在当地“赤脚医生”为主的医务人员配合下,开始了肝癌防治的研究工作。

杨秉辉常年致力于“以预防为先导”的科学普及工作,将医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向前推进到“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多年来,杨秉辉通过发表科普文章,主编科普图书和主持电台医药节目,为大众普及预防知识。杨秉辉说“一场科普讲座、一本科普书籍能够救的人数,或许远远超过医生在手术台上救治的病人。

肝癌大普查开始了

做好科普 大家有话说

专家们刚刚到启东时,因为当地肝癌高发的病因尚并不清楚,当时也缺少“高危人群”的概念,只能对所有的成人进行大规模的肝癌普查。

在车水马龙的急诊,不时能看见脾气暴躁的家属和大夫吵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科普分会会长郭树彬认为,患者家属情绪激动大多是对医生给出的治疗办法不满意。“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众对医学知识的匮乏。”郭树彬说。

杨秉辉记得,当时他们到江苏农村、上海的工厂,只要18岁以上的工人农民,不分男女,都进行甲胎蛋白检测,“通过验血的方法,成本很低,大概几毛钱。”而且,在“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号召下,当时卫生机构组织的检查都不收钱,这让大规模的普查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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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彬

一份医院检查报告单,其中含甲胎蛋白检查。正常人血清中甲胎蛋白的含量不到20微克/升,但当肝细胞发生癌变时,它在血清中的含量会急剧增加。研究发现约有70%的肝癌患者血清中甲胎蛋白会升高,通常以400μg/L为标准。根据我国“原发性肝癌规范化诊治的专家共识“,目前肝癌常规的筛查和监测指标主要包括血清甲胎蛋白和肝脏超声检查

郭树彬认为医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技术高超,能够把病治好的医生;第二类是作为医学团队的领导者,能高效管理科室和医院,带领团队救活更多患者的人;而第三类,就是既会看病还会科普的医生。

和启东相隔不到100公里的上海,从1972年起,开始用测定甲胎蛋白反向间接血球凝集技术进行肝癌早期筛查。一篇1977年发表于《肿瘤防治研究》的文献记录,“此技术灵敏,简便,故适宜于大人群普查。1974年我们与本市某二局系统广大工人医生,组成以工人医生为主体的肝癌普查小组,采用血凝方法检测甲胎蛋白,对本市115101名职工进行了肝癌普查 。”

一个科研能力很强的医生,在准备工作十分充足的条件下,可能需要花几个月来写一篇SCI论文,而同样的时间也许可以用来写很多篇科普短文。郭树彬认为,后者的社会效益往往远高于前者。“一个SCI论文写得好的专家,并不一定能够写好一篇科普文章。”郭树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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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医生坦言,无论科普做得多好,都不能跟晋升挂钩,因此做科普动力不足。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却认为,向广大群众传播医学知识是每一位好医生的责任和义务。

然而这项针对115101名在职职工的甲胎蛋白血凝法普查,只发现了20例高滴度血凝阳性肝癌,肝癌检出率为17.4/10万。“普查效率低的问题显现了出来,到了80年代,我接受了国家科委的一个“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研究哪些人更容易得肝癌,肝癌高危对象的概念被提了出来。”杨秉辉说。

据赫捷介绍,医科院肿瘤医院曾经出现过一位因为做科普而获得晋升的医生。当时,晋升非常激烈,但由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对这位医生的科普进行过相关报道,遂获得了额外加分,成功晋升。

“防霉改水防肝炎”七字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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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肝癌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4个高发点为:江苏省启东市和海门市,福建省同安市, 广东省顺德市 ,广西省扶绥市。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地区有共同特点:温暖、潮湿, 每10年气温在30 ℃、相对湿度在80 %以上的天数大于300 天;居民曾饮用或还在饮用闭锁水系的水或沟塘水。

赫捷

而针对这些地方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黄曲霉毒素和藻类毒素可能是决定肝癌在沿海地区高发的主要因素之一。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在点评某科普演讲比赛时曾指出,一位好的外科大夫,一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做手术,只能救几个人,而一场有价值、有意思的科普演讲却可以惠及万千民众

气候潮湿,食物容易霉变,启东市和扶绥县两地的居民都以玉米为主食,在物质贫乏时期,居民会食用霉变的玉米,而霉变的玉米会会产生一级致癌物——黄曲霉素。在启东的一项人群队列研究发现,肝癌发病前8个月的尿液中,可以检测到黄曲霉毒素B1的代谢产物黄曲霉毒素M1,含量大于3.6ng/L 者发生肝癌的相对危险度为对照组的3.3倍。

郭树彬深知,国内的科普环境亟待改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很多非专业人士在做科普,但医学是实践科学,没有丰富经验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理解的内容,当作科普知识进行传播,这会带来误区,给公众增添困惑,甚至造成损害。由此,中国健康科普联盟应运而生。联盟主席郭树彬说:“我希望联盟成立后用权威的专业资源通过更广泛的传播平台,将知识传播给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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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学的强大,不仅表现在临床上,还表现在它是否能够被公众理解和掌握,从而变为人们的常识。有人把刚刚诞生的科学技术成果,比作“仅仅是一粒可以带来丰收希望的种子”,而只有当它被公众理解并付诸实践的时候,它才有获得丰收的希望。公众的理解,有赖于各种途径的宣传普及。“让广大人民学会用科学知识来维护健康、促进健康,已经成为医学工作者的新任务。”杨秉辉说。

霉变的玉米/瑞景创意

无论是“任务”,还是“责任”,这些词都不该是对医生的“道德绑架”,当民众看到医生的用心科普,更要心存感激,不妨就在这个医生的节日说一声:谢谢!

除了黄曲霉素,1973年,我国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苏德隆教授提出饮水污染也是肝癌的危险因素之一 。在富营养化的水体中有微囊藻生长, 藻细胞破坏就会产生微囊藻毒素。

本文综编自东方网、新华网、科技日报、凤凰网、搜狐健康、人民日报等媒体内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1994年对海门市1000份不同类型水样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小河水和沟塘水中微囊藻毒素含量最高,浅井水含量较低,深井水含量基本为0。1983-1974年针对77682人的队列调查的结果显示,曾饮沟塘水的居民肝癌相对危险度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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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给政府肝癌防治工作提供了直接的指导,“防霉改水防肝炎”七字口号被提了出来。

在启东、扶绥县,上海崇明、南汇等地,居民主粮由极易霉变的玉米改为大米。饮用沟塘和小河水的地方,也开始改水工程,居民开始饮用深井水或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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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农村,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人工开凿的井/人民网

但是黄曲霉素和藻毒素不是最可怕的。在中国,病毒性肝炎对于肝癌的病因学作用十分明显,特别是乙型肝炎。

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附属肝胆外科医院资料显示,1960-1996年手术治疗的3932名肝癌患者,乙肝感染率超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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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到1989年上海市区所有1520例肝癌住院病人中,有1100例HBsAg阳性,有820例有慢性肝炎史肝癌患者中,乙肝病毒阳性病例占比超过了70%。当时乙肝病毒的检测技术还不十分敏感,事实上肝癌瘑病人中乙肝病毒阳性病人的比例在90%以上。

“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由此被称为一条不归路,乙肝感染者中,每十年里,就有5%的人将走完这条不归路。

杨秉辉关于“肝癌高危人群研究”课题也有了结论,“在上海市,40岁以上,HBsAg阳性或抗HCV阳性或有慢性肝炎史的人群是肝癌的高危人群 ”。

有了乙肝疫苗

对于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前的的中国人而言,“乙肝”是不能磨灭的恐怖记忆。

1979年,卫生部组织了全国第一次肝炎流行病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乙肝病毒在人群中的分布是8.75%。1992年,全国进行了第二次肝炎流行病学调查,中国人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为9.75%,约有1.2亿人携带乙肝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将人群中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大于8%的地区定为乙肝高度流行区。我国各地阳性率曾经皆在10%左右,是乙肝的高度流行区,即俗说的“乙肝大国”无疑。”杨秉辉介绍。

“乙肝大国”在国内引起了恐慌,甚至造成了很长时间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

80年代末,乙肝疫苗出现了。我国从1987年起开始在全国试点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1992年国家将其纳人儿童计划免疫的规定中,2002年纳入国家疫苗接种规划内,免费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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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在接种乙肝疫苗/新浪网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路径的发现,再到乙肝疫苗被纳入公共免疫计划,成为了我国控制乙肝流行、也是从源头上防治肝癌的重要转折点。

当时,母婴传播是“乙肝”病毒的主要传染渠道之一,大部分乙肝感染发生在新生儿或童年时代。由于新生儿或儿童免疫力尚不建全,感染后极易演变为慢性感染状态。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母婴干预的概念,新生儿也绝少接种乙肝疫苗,母婴传播造成了大量的“乙肝世家”。

与之对应的是,研究发现,儿童期对诸如乙肝病毒等危险因素的暴露,可能对将来肝癌的发生起重要作用。所以,肝癌的预防应当从儿童期抓起,从阻断“母婴传递”开始。

经过多年的研究,随着新型抗乙肝病毒药物的问世,对体内乙肝病毒含量高的孕妇在妊娠中后期开始抗病毒治疗,婴儿出生后除接种乙肝疫苗外,加注乙肝免疫球蛋白,被证实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递”。

接种乙肝疫苗的成果也首先从低龄组显现了出来。2006年全国乙型肝炎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1-59岁一般人群HBsAg携带率为7.18%,5岁以下儿童的HBsAg携带率仅为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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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柳叶刀》发布的全球5岁以下儿童感染率分布图。我国处于感染率第二梯度的蓝色区域

儿童感染率约为0.2%-0.5%

同时,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被证明是一种低成本投入、高效果产出的公共卫生策略。

乙肝疫苗的卫生经济学研究表明,乙肝疫苗接种成本投入501129.49元将会减少1例肝癌、10例肝硬化、10例慢性乙肝患者、100例阳性率携带者。上海市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接种10年总成本为0.24亿元 ,获得总效益为41.22亿元。

未来会更好吗

亲身参与了中国肝癌防治40年,杨秉辉对未来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很有信心。

杨秉辉认为,肝癌的发病年龄一般在四十岁以上,“现在的防治成果,我认为主要还是和上世纪‘防霉改水’以及居民整体免疫能力提升有关。1992年前后出生,接种乙肝疫苗的这个群体,目前还没有到肝癌发病高峰年龄,乙肝疫苗预防的肝癌效应很可能要再过20年,才能更好地显现出来。”

但是当“疫苗犹豫”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十大公共卫生威胁,肝癌发病率如果还想要持续下降,首先要做的,或许是重拾公众对疫苗安全的信心。

主要参考文献:

上海市区十一万五千职工甲胎蛋自血凝法普查肝癌及其随访小结,肿瘤防治研究,1977

江苏省启东地区1973至 2002年肝癌发病率长期趋势的评价,中华医学杂志,2005

饮水中微囊藻毒素与我国原发性肝癌关系的研究,中华肿瘤杂志,2001

中国肝癌发病趋势和一级预防,临床肝胆病杂志,2013

上海市新生儿乙型肝炎疫苗接种成本效果 、效益与效用分析,中国流行病学杂志,2004

上海市肝癌预防研究工作的成就与挑战,上海预防医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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